扬帆，原名石蕴华，曾名殷扬，年出生，江苏常熟人。年10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联络部部长，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上海解放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年4月因“潘（汉年）扬（帆）案件”，被错误逮捕判刑。年4月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年4月起任上海市第五届、第六届政协常委。本文图片均来自浦江纵横
在丹阳的入沪前准备
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华东局及华东局社会部便从山东南下进驻江苏的丹阳县城。丹阳是京沪铁路线上一个不大的县城，它介于镇江和常州之间。我也从苏北带着情报干部到丹阳，和社会部一起进行进上海的接管准备工作。
当时华东局决定，社会部入城后主要放在上海，由梁国斌、李士英和我三人组成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原定陈赓是部长，我们三人是副部长，陈赓因继续进军西南未到职），李士英负责治安，扬帆负责肃反，王范负责保卫，梁国斌负责社会部日常工作，在接管上海市警察局时帮助工作（不久他即去福建省任公安厅长）。这时从山东等地调集的多名公安干部也集结在这里，编成治安、反特、保卫、秘书、行政五个工作队。
丹阳城里的当年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原址
我从山东南下淮阴时，派到扬州、六合和南通的三个站和社会部一室的干部，除王征明等因参与江阴要塞的起义未到外，这时也大部集中到了丹阳城外，统一列入进上海接管的公安队伍。在这一系列准备工作中，首先是学习中央和华东局，以及接管上海工作中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策略等文件，使干部在思想上有所提高。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失败。”华东局“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的接管方针，和入城后“消灭反动残余势力，安定社会，接收管理，恢复生产”的三大任务，以及学习对敌斗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肃反工作上应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要贯彻执行稳步前进的方针，对特务反革命分子实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入城时期，只打击首恶分子、继续阴谋活动的分子和不缴武器的分子，实行“以特反特”的策略，允许特务分子向我秘密自首，立功赎罪……经过学习，干部们感到工作有了方向，工作情绪很高。
为了确保解放后接管工作迅速有序地进行，刘长胜领导的中共上海市委通过各级党组织发动各界群众，对各部门、各系统、各行业的情况展开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规定全党每一单位、每一党员和群众干部，都要开展具体的调查研究工作。各级党委、支部、群众团体、公开出版物的党组织，均设立调研组，搜集和研究资料，定期向上级报告。经过紧张而周密的工作，中共上海局在人民解放军前锋部队抵达长江边时就完成了任务，得到了达百万余字的调查材料。在调研过程中，这些材料按系统、按单位，做成一式数份，一份由单位保存，准备上海一解放，就立即由支部交给接管单位。一份送往丹阳，华东局社会部根据这些资料，按照机关、部门、产业等分类编印成《上海概况》《伪中央各院部会驻沪机关》《伪上海市政府各局》《伪上海市政府及各区保甲概况》《上海蒋匪军事机关》《上海各团体》以及金融、证券交易所、官僚资本企业等30册的上海调查材料。
接着，又把我们在苏北淮阴赶印出来的《上海概况》（共30册）发给大家阅读。陈毅司令员对这批调查资料特别重视，他认为这是“为上海接管工作立了ー个大功”。要参加接管的干部入城前按分工一定要先了解有关情况，入城时能做到“按图索骥”。我们要求干部一定要对警察局系统的机构、各政党社团、特务系统及其外围组织的人事、地址及重要人物的住所等，对照上海市地图有所了解，并预先在接管分工上划分了军统接管组、中统接管组、反动党部接管组、东方经济研究所（军统外围机构）接管组、特务企业接管组、社会局接管组等的人员组成，各组分别熟悉有关情况，准备接管方案，使入城时各司其职，工作有条不紊。
与此同时，我和何荦、郭曼果、李涤非、赵铮等几个同志驻在丹阳城里，还带了一部电台继续搞情报工作。这时，我们从上海方面获得了国民党汤恩伯部在上海的工事设防的具体材料，立即送交第三野战军司令部，这对我军进攻上海非常有用。
渡江后的胜利形势更促成国民党内部出现土崩瓦解之势，我的接待工作应接不暇。国民党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副局长兼预备干部总队队长贾亦斌，在我地下党上海局干部的策动下，于4月7日率人在嘉兴起义，向天目山挺进，沿途遭蒋军围堵截击。贾亦斌同志在吴兴以南突围后进入浙西山区，后辗转来到丹阳，我接待了他，并和他研究了工作和人员安排等问题。所谓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实是蒋经国培养嫡系干部的机构，局长由蒋经国亲自兼任。贾亦斌率部起义，在当时处于溃败中的蒋介石内部起了不小的震动，尤其是心理影响是很大的。过去作恶多端的特务分子，有的也通过关系找上门来投诚，加上南京和江南一些城市的解放，我们直接领导的干部和关系都纷纷前来请示或接头，我们日夜接待都忙不过来。这时，有一位在国民党“中统”和汪伪特工中比较有名的特务胡钧鹤，也来到丹阳。他在苏州解放时，通过孙洵先找了野战军十兵团保卫部长（兼军管会公安部长）陆政，自称是要找潘汉年。陆政要他到丹阳找饶漱石，当时潘汉年已从香港回到北平尚未南来。饶过去认识此人，知他曾是我共青团中央的书记，后来叛变了，饶不愿见他，要我先接待。胡钧鹤对我直言不讳他的叛变和干特务的经历，也说了在年开始和潘汉年有情报关系，以及他在年1月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后，派徐汉光去香港找潘汉年的经过情况……他对过去叛变干特务和汉奸的罪恶表示痛悔，说自己革命意志不坚强，贪生怕死，因而失足堕下万丈深渊，要求能立功赎罪，说他已47岁，愿在后半生重新做人……他还把国民党“中统”布置潜伏的南京区区长苏麟阁（已控制在手）作为立功的见面礼，要求能见饶政委一面。我要他拟一个立功计划，他要求先找几个旧部一起策划，拟了“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军统、中统）人员表”和敌情材料。这些情况我向饶漱石汇报后，他说：“这个人有用处，可以带到上海去参加‘肃反’，上海反特斗争的情况复杂，要用特务（反特务），特别是汪精卫特务。‘抗战’胜利后，这些人吃过国民党官司，要利用敌人的矛盾。他要求见我，可能是为了试探领导上的态度，是否能取得政府批准的意思，我不见他会引起更多顾虑。可以不作正式接见，而以偶然遇见说上几句的非正式形式来代替。”就这样，我利用搬家前饶有事找我撞见胡钧鹤的形式，安排了一次见面。饶漱石对胡钧鹤说：“你的情况，扬部长都对我说了，今后你好好立功赎罪！”胡钧鹤还想趁此多说几句，就说：“和饶政委已有17年不见，现在比过去胖了……”但饶没有和他多谈下去，说：“我还有事，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向扬部长说。”说完就走了。关于胡钧鹤和他诓住在手的“中统”潜特苏麟阁的事，我还连续两次给中央社会部电报了情况并得到电报批复：“可以带胡钧鹤去上海协助搞肃反工作”，“将苏麟阁押送南京交周兴处理”。在进上海前，饶还对梁国斌和我说：“可以给胡钧鹤搞个委员会的名义，以便利工作，但放在公安局外面，专门搞这件事。”当时我认为饶漱石比我们大胆放手。我原来向中社部报告时，还只打算“拟秘密运用”，这就是后来我们研究搞情报委员会的由来。
顺利接收但问题成堆
年5月25日-26日，我们从丹阳分批乘火车到达南翔。当时解放上海之战的枪炮声还未完全停止（27日，苏州河北岸的市区才最后解放）。我们改乘汽车先到徐家汇附近的交通大学，没有打扰师生，当夜在学校的体育馆暂住。我们很快就和上海地下党领导沙文汉同志和负责在警察局里的党委（简称警委）书记邵健、副书记刘峰等同志会师了。他们具体介绍了警察局中最新的情况，研究了接收计划。早在30年代初，我们党就在当时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房发展了党员，建立组织。至解放前夕，在国民党警察系统（包括监狱看守警察）中，已有党员人，有20个党支部。这是一个有坚强战斗力的堡垒。加上解放前夕，不同渠道的地下同志的配合，已做好了毛森逃跑前委任的副局长陆大公的工作，使敌人来不及大破坏大屠杀，（毛森走时只有九名被捕革命同志被杀，少量档案被毁），而把全套建制、人员、枪支、设备、档案、监狱（内有政治犯）等都基本上保存了下来。解放军刚进入市区时，警察仍在站岗维持交通。所以，5月28日李士英、梁国斌和我代表军管会公安部正式进入福州路警察局召见了陆大公，随即分别派人到各处、分局宣布接收。因为事先地下党同志准备了这些有利条件，所以，工作都比较顺利。
我分管的反特工作队，共有人。考虑工作性质的特殊需要，没有进警察局办公，而由我带着在外面活动。从5月28日开始，也按计划分别查封和接收了保密局、国防部二厅、国民党党员通讯局、蒋经国的青年救国团、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等在上海的机构和外围组织及其所属企事业单位，还有主要特务头子的公馆共20余处。但是，除灰色的外围机构外，都是人去楼空，档案材料也荡然无存。这倒是我们早已预料到的，这些特务早有应变措施，不是逃走就是转入地下潜伏了，这就是不同于其他行业的隐蔽战线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各系统正在忙于接管的时期里，尽管解放军有五个军的武装分驻在全市，但敌人利用当地的地痞流氓和大量散兵游勇，外地又逃来许多特务、反革命分子、还乡团等，他们互相勾结，乘我情况不熟、工作没有到位或无暇顾及的空隙，大肆进行破坏活动，制造混乱，混水摸鱼。他们冒充解放军、地下党、民主党派、接管人员等接收、抢劫、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每晚枪声不断。有一天就发生15起枪案。他们还向军管会挑衅，信封里装上子弹来恐吓，甚至在上海至崇明岛的轮船上制造了一起枪杀我七名军人的严重事件。另一方面，投机奸商利用“军统”特务电讯人员架设商报电台，和香港沟通行情，进行买卖银元、外汇等投机倒把活动，哄抬物价，使人民币贬值，使工厂不能开工，工人大量失业，给我经济上造成很大困难。这时政治谣言四起，人心不定。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对这些严重情况非常重视，由陈毅市长亲自抓，把驻军、公安、民政、工会、纠察队等力量统一组织起来，建立军警联合办事处，由宋时轮为主任，李士英、曹漫之为副主任，将散兵游勇（包括外地流入的）和散失枪支收容起来，几天就收容了两万多人，其中还有中将、少将，侦捕了冒名接管和抢劫杀人的匪徒，时间不长，就把这一混乱局势控制住了。同时，又决定打击扰乱金融的投机奸商。由李士英局长带领公安人员包围集中银元交易的证券大楼，制止了不法交易，还破获非法商报电台14家，割断了投机生意和香港的联系，另外也采取其他经济措施，这样，物价才下降，人民币也逐渐平稳。公安部罗瑞卿部长对上海，“在年平均每月发生盗匪案件60起，至年5月下降为发案四起，6月为两起，至7月只有一起”非常欣慰。
工纠队。年5月1日，新闻记者在“五ー”集会中陪同检阅工人纠察队。《解放日报》这样写道：“火红的五月到来了。上海的工人阶级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个自己的节日，分区举行各种形式的庆祝会，并举行示威游行。在反轰炸中成长起来的工人纠察队，在上午10时举行大检阅。这支队伍，在保护人民财产，维持治安，揭穿坏分子造谣，破获特务等各方面，已获有成绩。现机动纠察队员有1万人，留厂纠察队员约3万多名，大都能使用武器，今后将加紧协助军警，肃清残余潜伏的匪特。”
首先打击潜伏的特务电台
我们入城前掌握的上海各特务系统的人员材料，在入城后已完全失去现实意义。他们的去向和布置的潜伏组织等情况，是我们需要特别重视的隐患问题，必须从头开始调查。但是他们藏在暗处，我们站在明处，从哪里下手呢？进城后第三天，首先向我们提供线索的是地下党同志，提供了一位劳动群众检举的、在外国侨民家里发现秘密电台发报的线索。我地下党江南工委的一位同志，也介绍他在江南解放前夕，利用亲威关系，进行政策教育，争取了保密局一个重要的人员厉培明起义，他曾参与华东地区城市潜伏特务电台的布建。由于厉培明的协助，使保密局潜伏在上海和浙江、江苏、安徽的20多处的敌特潜台，先后被上海市和兄弟省公安机关破获，取得了挖掘潜特第一个战役的胜利。这一胜利对我们很有启示，依靠地下党和依靠党组织联系的广泛群众力量，同时发挥党的政策威力，争取分化敌人为我所用的这条路子，是大有可为的。这些经验也提高了肃反工作同志们的信心，起了很好的作用。经过市委批准，我们将厉培明留在市局社会处技术研究组工作，专门研究发现潜台等工作。
争取特务分子秘密自首
在丹阳要求立功赎罪的胡钧鹤、徐汉光等人，经批准随来上海后，我们在善钟路（现常熟路）找了一处房子，以对外不挂牌子的情报委员会的名义（胡、徐分任正副主任，孙洵任秘书），在田云樵、郭曼果、李涤非等同志掌握下，规定工作纪律，要他们在外面开展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秘密自首工作，在特务中宣传我坦白从宽立功赎罪的政策，以分发挥我分化瓦解敌人的政策威力。规定每日必须详报工作日志，由我亲自审阅，目的是为了搜集情报发现潜特。经短期工作收到显著效果，有一批各特务系统的站长、处长（省、市）主任和重要骨干向我们秘密自首，交代了各系统各组织在解放前后的动态，发现了不少潜特人员电台等线索，为我侦破提供了条件，也使我们能系统地进行特务人员情况的排队，进行深入研究，做到心中有数，为开展公开登记作准备，使我工作更加主动。在这项工作中我们也曾发现有假自首和招摇撞骗等各种问题，但随时发现即随时予以纠正处理。
重击敌特的反扑
在上海解放过程中，有部分敌人脱逃去了台湾，还有部分特务和受他们掌握的土匪武装仍残留在沿海的舟山群岛。他们惊魂未定，又得知潜伏组台被我破获，不甘心失败，又在秘密策划对我的反扑。敌人一方面用残存的海军封锁上海的海上运输，利用台湾和舟山机场起飞的空军不时骚扰轰炸上海，以扰乱民心制造我经济困难，一方面又利用特务系统加紧策划对我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开始他们是派小股武装特务登陆，以金钱收买、封官许愿等手段，在上海就地大量发展“反共救国军”“淞沪突击队”“长江纵队”等武装匪特。经我们和驻军与兄弟省市配合，连续予以侦破，在年底便扼制了敌人的这一势头。但接着敌人又施展出更为狠毒的阴谋，就是布置对我领导人的暗杀行动。蒋介石亲自密令保密局长毛人凤，布置这项阴谋计划，不惜黄金重赏。中央公安部和我们都不断得到这类情报，并发现已有行动特务潜入。陈毅同志指出：“敌特还留下大批人员，国民党特务在日本时代尚且暗杀汉奸唐绍仪，我们要看到事情的严重性。”周恩来总理也告诫我们：“穷凶极恶的敌人，别的不能做，暗杀，他是能搞的。都是党几十年来培养出来的干部，损失不起，这是非同小可的，一定要重视。”因此，我把反行动破坏的斗争作为重点工作亲自来抓。首先，对历史上搞过行动特务的人展开调查，设法掌握境外敌特动态，选择使用有接敌条件的特情，对可能潜入的这类特务在上海的社会关系也进行控制，并布置吴淞等港口检查……张网以待。当知道了保密局有名的所谓“百发百中，无刺不成”的打手刘全德，已被毛人凤委为上海行动组上校组长，给予了暗杀陈毅市长等的任务，限期六个月完成，返台后可得0两黄金奖赏的情报后，我全力以赴严阵以待，成立以王征明、王大超为首的破案指挥部。年10月30日，狡猾的刘全德没有和同伙一起从吴淞进沪（因此，我们也没有惊动其助手），而改从金山卫潜入市内。我们迅速指挥熟悉刘全德的几个特情，分别向其可能落脚的处所出击。刘全德刚来七天还没有来得及和同伙碰头，就被特情高激云发现。他设法稳住了刘全德，刘全德也不完全信任高，设法想灌醉高，高佯装喝醉，乘隙出门召来军警将其擒获，随即也将同伙潜入的人一网打尽。刘全德早年是我红一军团保卫局人员（据证实他认识罗瑞卿部长，这次来上海如得手，还准备暗杀罗部长），在被派去武汉执行任务时被捕叛变，便当了特务。刘被捕获后，即押往公安部审理，在北京处决。对此案的破获，公安部曾予电令嘉奖。另外，我们还破获了有名的行动特务朱山猿、邱信等案10起，还发现破获了敌人布置在龙华机场准备向苏联专家食物放毒和爆破黄河铁路桥梁等预谋案件，使敌人的阴谋暗杀计划破灭，使全市没有一个党政军领导、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和知名人士遭受暗害。
年8月1日，上海军民抗美援朝示威游行的队伍，经过外滩
从年6月以后，国民党空军对上海不断骚扰，敌人扩建舟山机场后更升级到不断飞来轰炸，使我人民生命财产和工业生产遭受许多损失。但因敌人预先布置的潜伏电台被我一一破获，轰炸亟需要有情报策应，因此，台湾特务只得再派人来上海重建新台，为配合轰炸提供情报。当公安部和我们获悉已有一名叫吴思源的潜特来沪建台后，我又把侦破这个关系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案件作为重点来抓。经过多方侦査，这个吴思源就是潜伏在瓷器店的跑街（店员）罗炳乾。把罗的照片给起义的保密局电讯人员辨认，原来他就是“军统”老报务员罗德阳。我们用机务人员汪声鸣设汁的无线电测向仪24小时守候监控。年1月25日，敌机又轰炸上海重要的发电厂和造船厂。在炸后的第三日清晨，钱明等日夜负责守候的同志，乘罗特正在发报时，破门而入，人赃俱获。证明罗犯确是受台湾保密局万能情报员训练后潜入的特务，被委为上海独立台台长，专向台湾提供轰炸目标及报告炸后结果。2月6日敌机又再次轰炸上海电力公司，毁余民房，死伤多人，受灾居民达5万人。全市人民愤怒万分，在飞机轰炸的第二天，军管会军法处即判决罗犯死刑，立即执行，并在《解放日报》等报上公布详细案情，全市人民拍手称快。敌人这些疯狂的反扑活动，经我一一重击，到年5月舟山解放，敌人失去活动的依托和跳板，这一活动势头才有所收敛。
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命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公然阻挠我解放台湾。这又勾起了蒋介石的幻想，认为有了反攻大陆的机会，第三次世界大战将爆发。这样，又使美蒋特务合流而蠢蠢欲动，成立了“中美联合工作部”（以“西方企业公司”名义为掩护）向我进攻。美帝还直接启用蒋军失意的特务头子毛森等人，以第三势力“自由中国运动”等名义向大陆派遣武装特务，使一度稍有收敛的敌特活动又不断冒头。但由于我加强了工作迎头痛击，加上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人民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使美蒋梦想也不得实现。
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2月上海工商业者举行抗美援朝示威游行。执旗者荣毅仁（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持花者刘鸿生（后任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走在前列
和敌特斗智的逆用台
在不断破获潜伏特务电台中，潘汉年副市长是很有经验的，他像下棋一样总是能看到下几步棋，他及时提醒我们，要“学习打击敌人的方法，作留根的考虑”，因此，我们研究了逆用特务和电台继续保持和台湾联系的方法。但这是需要高度智谋的斗争，也是极严肃而具有政治风险的，所以，我们非常谨慎，规定了一套请示报告等制度，并采取了监控等措施。在我任内由我经办的，尚没有发现越规而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其中逆用“保密局江南特别站”站长兼“江南人民反共自卫军”司令金家让就是比较成功的例子。
金家让原是太湖上的土匪头子，“抗战”时期成为“军统”的“忠义救国军”，后来因内部矛盾，被国民党下狱，因而对“军统”不满。解放前，他任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江南特别站站长暨江南人民反共自卫军少将司令。到台湾后国民党保密局又“委以重任”，派他潜回大陆搞特务活动。他因牢中结识了被国民党关押的中共党员张锡昌和陈默，受他们的影响而对我们产生好感。在释放时，陈默告诉他以后可去找潘汉年，他牢记了这句话。当他潜回前，在舟山就先派他的副官来上海找潘汉年同志，表示愿意向我人民政府投诚。金来后，我和王征明、李涤非、钱明等人去看他，他很感动，立刻向我们提供了他掌握的大量情报，缴出电台一部。根据他的情报，我们破获了潜伏特务组织（包括武装特务）案30余起，缴获电台八部，密码58套，枪支，子弹3万多发。年春节，我和妻子李琼以及社会处的李涤非、钱明等人宴请金家让夫妇。在那次便宴中，我们肯定了他提供的材料在对敌斗争中的作用，我向他敬酒，他喃喃地说：“我欠人民太多了”。当时，对他的生活，我们也作了周到的安排……我们当时努力通过自己的行动使他们明白，只要他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人民是不会亏待他的。
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同志与扬帆、李琼
我们把使用金家让的情况报告了市委和中央公安部，得到批准使用后，指定由李涤非直接掌握，架起电台和台湾通报。我们还不时编制提供了真真假假半真半假的情报。这些所谓情报，实际上是对敌无用对我无损，是为了骗取敌人信任的（这类情报的发出都有批准手续，还将内容告有关方面监控）。台湾特务深信他已在太湖拉起两万队伍，建立了游击基地，曾派骨干特务前来检阅队伍。我们布置假的一套供检阅，并摄了纪录片让其带回台湾请功，竟完全蒙蔽了屡遭败局寻求自慰的台湾保密局，还发来嘉奖电：“领袖对兄部破坏工作迭有表现甚为嘉许。顷奉总长周至柔代电称，金兄功绩卓著，核发云麾勋章一枚，证书一面……”我想也有一种可能，在这五年的时间里，台湾保密局毛人凤对金家让可能也曾察觉并有怀疑，但为了保全自己，免受蒋介石、周至柔的责难，因而不敢声张，将错就错，自欺欺人，这样，反可名利双收，所以，就一直保有联系。这一有趣的哑谜将来终究有一天会揭晓的。
扬帆致李克农信手迹
初战外国间谍
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人们还沉浸在欢庆解放的热烈气氛中。在外侨魏克特家帮佣的杨秋露大姐，在地下党员胡宏达的启迪下，检举了她的外籍东家设有秘密电台的线索。这是涉外的案件，我特选了桂苍凌同志负责组成工作组来侦査。经工作证实，那家确有较隐蔽的一根天线，也确有无线电波从那里辐射出来，又发现来往的可疑人员，并取得了证据。市委和公安部均很重视，在和外事处黄华共商后，在年10月25日将魏克特夫妇和葡萄牙人、报务员巴比蒂斯太及中国籍报务员、情报员、交通员等予以逮捕，缴获收发报机四部半、密码11册、手枪及情报底稿等。据魏克特的交代，又在苏联驻沪的商务代表团和领事馆中追捕了一批苏籍和中籍情报员，由此打开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上海潜伏部署的一个缺口。原来这个无国籍的白俄，在上海是以经商为掩护，实际是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总站的谍报官员史密斯和雷德蒙所领导。该局是针对中国和苏联、朝鲜、蒙古等国的，在我国北平、天津、沈阳、长春等城市设有分站。解放初期“我们对帝国主义特务内情知道不多，还相当‘盲目’；二是经验不多，知识不多。”这是我国最早破获的国际间谍案件之一，极大地鼓舞了我干部对国际间谍的斗志，摸到了一点经验。
（摘编自群众出版社《断桅扬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