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瘗鹤铭》书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
一千多年间，《瘗鹤铭》有着坎坷而复杂的经历。其书法的面貌，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地变迁着。以今存的原石与仅有的宋拓残字相比对，已可见出很大差异。而大部分铭文则根本没有可信的早期拓本可资比较。凡此，都影响着鹤铭书风的讨论与研究。此外，《瘗鹤铭》书法正处于中国书史上南北书风转移的时期。
以其隶楷递变、内涵丰富与兼容性为特征。由于书法审美观念的转换，不同时代的书家与学者们，对《瘗鹤铭》书风的分析与评述差异也很大。对于鹤铭书风及其时代，究竟应该做怎样地判断，方才更加接近真实？分析梳理以上这些问题，对于客观地认识《瘗鹤铭》，乃至于书史南北书风、隶楷之变的研究都是很有必要的。
从南北书风看《瘗鹤铭》
早在北宋，蔡襄就注意到《瘞鹤铭》与南北书风变迁的关系。他首先从书风判断鹤铭时代：
瘗鹤铭文非逸少书。东汉末多善隶书，唯隶书最盛。晋魏之分，南北差异。钟王楷书为世所尚，元魏间尽习隶法。自隋平陈，中国多以楷隶相参。瘗鹤文字有楷隶笔，当是隋代书。世云逸少，殊无仿佛也。
蔡襄将《瘗鹤铭》置于晋（东晋，南方）、魏（元魏，北方）的地域差异，和汉末到隋代的时间进程中加以考察。指出当南方的东晋已经以“钟王楷法为世所尚”时，与之同时，北方的元魏还“尽习隶法”。南北两地书风存在着差异，只有在隋平陈统一以后，方才“楷隶相参”。在蔡襄看来，鹤铭正是“楷隶相参”的书风，所以他断为“隋代书”。
然短暂的隋代38年之中，并没有《瘗鹤铭》文中的“壬辰、甲午”这两个干支纪年。当然，蔡襄不致在这样简单的判断上失误。这是因为北宋时鹤铭只存上半，铭文残缺不全，蔡襄并不知道有此干支纪年。
《瘗鹤铭》所在的江南，是东晋、南朝故地。早就以“钟、王楷法为世所尚”，其书风发展变化进程较北方更快。故不应与“尽习隶法”的中原地区（魏）作同等观。既如此，为什么还要等到平陈以后才“楷隶相参”呢？清代学者对南北方书风差异与变化的认识更清晰。汪士鋐论及鹤铭书风时就曾指出：
字体参杂篆隶，六代皆然。即南北分界，其书法亦未必不互相流传。何可定为平陈以后南土始有此碑？
蔡襄非但书法独步当世，于书史亦俱独到之见。其论及晋、魏（元魏）南北两地书风差异、南方转变较北方更快、鹤铭兼有楷隶笔，这些观点都很准确。鹤铭虽非隋书，但其时代距蔡襄所说的“隋”不会太远。应是稍早于隋的南朝晚期，即梁、陈时期。蔡襄从书法发展史的角度判断鹤铭书风，远胜于*庭坚等仅从传闻和所谓“势若飞动”之类表面形态着眼。
由于南朝有“禁碑”的敕令，故南方存碑刻很少，不足以反映当时书风氛围，其地域性亦不被注意。在清代以前，《瘗鹤铭》常被与中原碑刻相提并论。因其楷书的笔意显然更加成熟，往往在时代判断上就会被推迟。这也是《瘗鹤铭》每被判断为隋唐作品的原因。自阮元《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出，“书分南北”说一时盛行。《瘗鹤铭》的“地域特征”方始突出，于是又经常被作为“南碑”的典型，以之与北方碑书相比较。以二者之异同讨论晋、唐间隶楷的转变以及南北书风差异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学者不约而同，都选择了山东掖县云峰山郑道昭诸刻与《瘗鹤铭》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