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梦貘貘
年轻人聚在一起喜欢谈论自己的理想，有的时候理想过于高大上，可能会引起旁人的不屑。
秦朝末期，陈郡阳城县，几位雇工在烈日下劳作了半日，纷纷走到阴凉处的田埂边闲谈，一位来自陈氏家族的庶孽子弟，名胜字涉的年轻人有些怅然地听着同伴们对未来的打算，突然开口和同伴们相约：“苟富贵，无相忘。”身旁的同伴不禁讥笑道：“我们这种出身，怎样可能富贵呢？”
面对同伴的质疑，他只能摇头叹息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陈胜或许不会料到，他的这句话成为无数后人睥睨他人的“定海神针”。
相隔多年之后，同样是有几位年青人聚在一起谈论各自的志向，一位官迷声称自己愿意成为扬州刺史，一位财迷希望自己家财万贯成为国内首富，一位道痴则期待自己能够骑着仙鹤飞升上天。他们高谈阔论一番自己的理想之后，才猛然发现那位坐在最下首的朋友，半天都没有发言。
这位存在感几乎为零的年轻人看到众人齐齐望向自己，不禁微微一笑，说道：“我的志向就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
自此以后，“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句调侃之语红遍了大江南北，被人引用转载无数遍，就是到了今天，网络上还曾经因为“扬州”的归属问题而唇枪舌战无数。
01
这则逸闻最先记载在南北朝时期南朝梁文学家殷芸所编纂的《小说·吴蜀人》中，从作者的描述可以判断出，故事中出现的这几位人物生活在三国时期，而三国时期的扬州并非我们今人所熟悉的江苏省扬州市。
西汉时期，全国设置13州，扬州正是南方的四州之一，《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淮、海惟扬州”，也就是说淮水和东海之间的土地就算扬州，套用今天的地名，汉时的扬州除了安徽省淮河以南和江苏省长江以南地区之外，还囊括了今天的上海市以及浙江、福建、江西三省。
在西汉时期扬州并没有设置固定的治所，到了东汉，扬州的治所最开始设在历阳，汉末的时候移到寿春，东汉末年刘繇任扬州刺史，又将治所迁到曲阿。
到了三国时期，扬州被分割成了两个部分，江南的地界划归孙吴，治所就定在国都建业，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余下淮南一小部分成为曹魏的领地。治所还设在寿春。
而江苏省扬州市在历史上曾经多次易名，春秋名为邗（邗音寒），汉初称为广陵国，汉景帝时更名为江都国，汉武帝又将此地恢复旧名广陵国。
东汉时期广陵国改国为郡称为广陵郡，三国时期，扬州是东吴的根据地，那个时候的广陵郡并非扬州所辖，而属于徐州的地界。“愿为扬州刺史”的确和今天的扬州没有多大关系。
南北朝时期开始，城头变换了多次大王旗，直到隋初才第一次被命名为扬州，后隋炀帝又将之更名为江都郡。唐朝初期此地又先后更名为兖州、邗州、扬州。至此扬州不再是一个州，而成为一座城市的名称。
02
刺史这一官职初设于西汉时期，原只行使监察的职责，到了东汉时，刺史的职权扩大，逐渐成为一个州的最高行*长官。东汉末年，*阀混战，刺史之职多由掌握兵权的*阀头目担任，因此刺史之名又改为州牧。
东吴立国前，孙权曾经任命吕范担任扬州牧，后来孙权迁都建业之后，丞相陆逊和权臣诸葛恪都曾兼任扬州牧。
《宋书·武帝下》亦载，刘裕临死前手书：“朝廷不须复有别府，宰相带扬州，可置甲士千人。”说明从三国开始，到后来的东晋及南北朝时期，扬州刺史（牧）作为王畿的地方长官，大多由朝中重臣担任或者兼治。
那么如何才能成为扬州刺史呢？纵观三国至南北朝时期扬州地区最高长官的历任者，我们可以发现，上位者一般有三种：
第一类人是名士，陆逊、诸葛恪和东晋时期的王导、谢安走的就是这个路线。想要复制这些人的成功之路，朱雀桥旁乌衣巷的房产至少你要抢购一套。
第二类人就是皇家的亲戚，陆逊和东晋时期的王敦、庚亮、庚冰借则走这条捷径。为什么说这是条捷径？因为要走这条路线的话明显要拼颜值，自己的颜值不够，可能就要搭上家人的颜值。
第三类大概一般人就更难复制了，要想成为扬州刺史，本身就是皇帝的至亲，比如东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睿和后期的司马元显、刘宋时期的刘诞、南齐时期的萧嶷等人，无疑都是因为出身皇族才获此殊荣。
“愿为扬州刺史”，年轻人，就看你如何筹谋了。
03
现在大家已经明白，扬州刺史并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那么“腰缠十万贯”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呢？此时我们只能化身包不同站出来回答你：“非也，非也。”
西汉时期用的是五铢钱，到王莽时开始进行币制改革，废止五铢钱，使用大小泉币，大泉以一当五十，而东汉时期又重新开始使用五铢钱。
《晋书·食货》中记录“孙权嘉禾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赤乌元年，又铸当千钱。”这说明孙吴*权在最初的时候是仿造王莽的大泉币制，但仅仅过了两年，又铸大泉当千，如此随性的货币制度，导致民间物价飞涨，到了赤乌九年（公元年），因为反对的呼声过高，孙权只好下令收回大钱。
当时的物价上涨到什么程度，史料中并无具体的数据，但是我们从《三国志·吴志卷·吕岱传》中就可以窥见一二：“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历年不饷家，妻子饥乏。”就连贵为交州刺史的吕岱都要厚着脸皮向皇帝哭穷，平民老百姓过的会是什么样的日子，我们自然不难想象。
我们推测故事很有可能发生在三国的中后期，如果当时市面上流通的是大泉当千，年轻人或许会说腰缠十万枚，骑鹤上扬州。不过不管是大泉当千，还是五铢钱，后世的许多好事者都给我们计算出了它们的重量。
就以汉代的五铢钱来计算，古代的1铢大约是现代的0.65克，那么每枚五铢钱约重3克，一贯为一千枚，重量就有六斤，十万贯的重量就是吨。年轻人真的是敢想敢干，吨的铜钱缠在腰上，那画面有多美，我不敢想象。
陶元珍先生所著的《三国志食货志》中描述：“赤乌元年铸一当千大钱，径一寸四分，重十六铢。”这样算下来，一枚大泉当千大约有10克的重量，十万枚铜钱重量也不下于一吨，这可比一只青铜鼎还要重，就算是项羽再世也很难做到将之束在腰上。
也许会有人跳起来说：“我没有问题，我把它们都换成纸币即可。”
有人说纸币是宋朝人发明的，这句话不完全正确，其实在此之前，西汉和唐朝都曾经出现过“纸币”。
汉武帝元狩四年发行的*皮币以及唐宪宗时期内部流通的飞钱都有纸币的性质。但是在三国时期，这些物件都属于非流通货币，远水解不了近渴，我们还是只能为这堆阿堵物寻找一个坚强的硕腰。
不过老实说，即便你练就了钢筋铁骨之躯，勉力在腰间缠上十万贯铜钱，回头看着座驾迈着两只细长的腿，用优雅的鸾步向你慢慢靠近之时，恕在下冒昧相问，您的羞耻之心是否会油然而生呢？
04
鹤，承载了我国古老文化的禽鸟，帝王们认为是祥瑞，士大夫们用来彰显自己的气节，文人雅士们喜欢鹤的淡泊名利，老百姓们认为鹤寓意着健康长寿，而道家则以鹤来表达自己逍遥物外的高洁。
骑鹅的不一定就是尼尔斯，但是骑鹤的一定是神仙。
周灵王时期的李浮丘所著的《相鹤经》开篇即云：“鹤，阳鸟也，而游于阴，因金气，乘火精以自养……体尚洁，故其色白；声闻天，故其头赤；食于水，故其喙长；栖于陆，故其足高；翔于云，故毛丰而肉疏。大喉以吐，修颈以纳新，故寿不可量。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盖羽族之宗长，仙家之骐骥也。”
历史上被人记录在案的第一位驾鹤的神仙就是浮丘公的弟子王子乔，据传周灵王的太子晋，擅长吹笙，被道士浮丘公接到嵩山上修炼，十余年都没有下山，后来周灵王派桓良上山找他，他就对桓良说：“你回去告诉我的家人，到了七月七日的那一天，我就会在缑氏山和他们相见。”到了那一天，家人们果然看见王子乔乘着一只白鹤停在山顶，他只是在远处向家人们挥手致意，不久，就骑着仙鹤飘然离去。就此留下了“乘鹤缑山”的典故。
战国末期，在我国北方的齐燕之地出现了方士之流，这个团体中的人多声称自己有不死药或者长生术。这就是中国道教的起源——方仙道。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对他们极为信任，他们的名声因此而广为传播。两汉时期，方士的队伍逐渐扩大。东汉末年，道教作为一种宗教正式出现，他们尊崇老子为教主，把《道德经》奉为经典。这种早期的道教逐渐在中下层的民众中传播，*巾起义就是它的鼎盛时期，但是随着起义的失败，这种民间宗教基本上宣告灭亡。
幸运的是，恰逢三国时期，社会动荡，推行名节操守的儒学受到冷遇，士族大户们转而崇尚起长生不老、逍遥隐逸的生活方式，因此当时的士人们开始以《老子》、《庄子》去解释《易经》，这在当时被称为“玄学”，这种学派迅速在贵族阶层流行起来。我们后人称之为“新道家”。
在这种氛围下，所谓异人受到了世人的追捧，如于吉、管辂、左慈等人，他们或借符咒除*去病，或精于卜卦观相，或以方术傍身炫技，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神仙。
有一个数字上的变化很能说明三国时期士族对神仙的推崇，西汉史学家刘向在《列仙传》中列举了七十多位神仙的事迹，到了东晋时期，方士葛洪在《神仙传》中就将这个队伍扩大到了一百九十位，唐朝文学家梁肃所撰《神仙传论》中有载：“按《神仙传》凡一百九十人，予所尚者，唯柱史、广成二人而已，余皆生死之徒也。”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神仙传》只有九十二位。
翻开这本书你就会发现，许多在史料中被标注为方士的人物，在葛洪的笔下都由预备役变成了现役。
据说凡人成仙分为两种途径，一种是修内功，“内功是凡胎肉骨亦可飞升”，一种为外功：“要度脱凡人成仙，必要此人死于刀兵，可脱凡胎。”这种被称为“兵解成仙”。《太平广记》中被王敦杀死的郭璞就借此得道成仙。
鱼公子认为，成仙之路应该是极为坎坷的，毕竟古代的许多皇帝都将小命搭在这个上面，五岁就开始修道的李白回想那些岁月，也不禁对世人摇头哀叹着：“难于上青天”。年轻人还是想想该怎么脚踏实地更务实一些吧。
策划：鱼羊史记监制：鱼公子
撰文：梦貘貘制作：吃硬盘吧、发达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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